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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在他们那部振聋发聩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剥开了历史的重重迷雾，直指病灶核心——榨取型制度。

　　长久以来，地理决定论、文化优越论占据着舆论场。有人说非洲的贫困是因为热带气候消磨斗志，有人说拉美的停滞是因为文化基因缺乏创新。但博茨瓦纳的存在，给了这些论调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个同样位于非洲的国家，既无特殊地理优势，也无独特文化禀赋，却凭借包容性制度，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人均 GDP 远超周边国家。

　　反观津巴布韦，这个曾被称为 “非洲面包篮” 的国家，拥有世界第三大铂金储量和丰富的农业资源。但穆加贝政权长期推行的榨取型政策，将白人农场主的土地强行分配给亲信，破坏了财产权的根基，导致农业崩溃、通胀率飙升至百万倍，最终从中等收入国家跌落至贫困线以下。

　　正如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所言：“决定国家兴衰的，不是地理、不是文化、不是领导人的智慧，而是制度。” 那些将失败归咎于外部环境的论调，不过是对制度弊病的逃避。

　　诺思在 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中早已点明：“有效率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而无效率的榨取型制度，正是国家衰败与人民贫困的万恶之源。

　　什么是榨取型制度？它不是单一的政策失误，而是一套相互强化的系统性安排，主要分为政治与经济两个维度。榨取型政治制度如同紧握的拳头，将权力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榨取型经济制度则像吸血的管道，将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给特权阶层。二者互为表里，是广大人民无法挣脱的双重枷锁。

　　权力集中且不受制约，是其最显著的特征。古罗马共和国晚期，元老院逐渐沦为贵族寡头的工具，平民失去政治参与权。当凯撒以 “人民领袖” 之名打破制衡，建立独裁统治后，权力的传承不再依赖制度，而是诉诸武力。最终，曾经辉煌的共和国在军事独裁者的更迭中走向分裂，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与内部腐朽中崩塌。

　　这样的剧本在历史上不断重演。非洲的利比里亚，由美国遣返的黑奴建立，却很快形成了由少数精英组成的 “美洲裔” 统治阶层。他们垄断政治权力，通过操纵选举、压制异见维持统治，将占人口 90% 的土著居民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这种权力垄断导致政府完全服务于精英利益，公共服务形同虚设，基础设施常年失修，国家陷入持续的动荡与贫困。

　　为什么精英阶层要顽固维护这种制度？阿西莫格鲁的研究给出了答案：“榨取型政治制度下，精英的收益远大于成本。” 权力缺乏监督，意味着他们可以随意制定规则，将自身利益合法化。前苏联晚期，苏共机关工作人员仅占人口少数，却掌控着国家核心资源。民意调查显示，85% 的民众认为苏共政策仅代表官僚集团利益，这种权力与民众的脱节，最终导致了政权的崩塌。

　　权力垄断的恶果，是公平正义的消亡。当法律成为精英的工具，当司法独立让位于权力干预，社会便失去了最基本的秩序保障。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白人政权通过立法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土地权和受教育权，黑人被强制迁移到贫瘠的 “家园”，即使在同一城市，也必须遵守种族隔离的居住、交通和就业规定。这种制度化的歧视，将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拖入内战边缘，直到 1994 年才得以终结，但留下的创伤至今难以愈合。

　　如果说榨取型政治制度是 “因”，榨取型经济制度就是 “果”，也是维持政治垄断的 “燃料”。

　　其首要特征是私有财产缺乏保障。在包容性制度下，财产权是创新与投资的基石。而在榨取型制度中，普通人的财产随时可能被权力剥夺，只有与精英结盟者才能获得庇护。16 世纪的西班牙，凭借美洲殖民地的黄金白银一度成为欧洲霸主。但王室与贵族通过重税、没收等手段，不断掠夺商人与手工业者的财富，将大量资金用于奢侈消费和宗教战争，而非生产性投资。结果，西班牙的制造业逐渐萎缩，商人纷纷逃离，曾经的 “黄金帝国” 在百年间迅速衰落，沦为欧洲二流国家。

　　财富集中是另一个显著标志。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在 20 世纪初曾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人均 GDP 超过意大利。但大地主与大资本家组成的精英阶层，垄断了土地与工业资源，通过低工资、高税收剥削工人与农民。据统计，阿根廷的基尼系数长期超过 0.5，顶层 10% 人口占有全国 60% 以上的财富。这种极端的不平等，导致国内市场萎缩，创新动力不足。当国际市场波动时，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经济模式不堪一击，阿根廷最终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反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下降。

　　更致命的是，榨取型经济制度会窒息创新。阿西莫格鲁指出：“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会动摇既有的权力与财富结构。” 因此，精英阶层会竭力压制可能威胁其地位的新技术、新产业。18 世纪的中国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背后，是官僚集团对海外贸易与技术革新的恐惧。当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时，清廷不仅禁止民间研发火器，还销毁了《天工开物》等科技著作，将知识分子禁锢在科举制度的牢笼中。这种对创新的压制，使中国错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最终在战争中一败涂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政府失灵则加剧了经济的衰败。在榨取型制度下，政府的核心职能不是提供公共服务，而是为精英阶层敛财。非洲的尼日利亚，石油储量居世界前十，但石油收入大多被政府官员与跨国公司勾结侵吞。据统计，1960 年独立以来，尼日利亚因腐败流失的财富超过 4000 亿美元。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足，全国文盲率高达 40%，婴儿死亡率是发达国家的十倍。丰富的资源不仅没有带来繁荣，反而成为 “资源诅咒” 的源头，让国家陷入贫困与动荡的恶性循环。

　　榨取型经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在这种博弈里，创造财富的人拿不到大头，分配财富的人却极尽贪婪。政府贪腐成性，本应用来修桥铺路的税收，变成了官员的私人游艇和海外别墅；本应维护市场公平的监管，变成了寻租设卡的收费站。

　　很多人曾抱有一种天真的幻想：可不可以只要经济上的自由，不要政治上的民主？能不能在专制的大框架下，搞出一块自由经济的飞地？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回答是：不能。因为榨取型政治制度与包容型经济制度的组合，即便能产生短期的增长，也绝对不可持续。

　　为什么？因为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在此处是根本冲突的。政治精英之所以允许经济上的一点点自由，往往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税源，需要拉拢某些利益集团，或者在外部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但这种“自由”是有边界的。一旦经济的自由发展威胁到了他们的权力垄断，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关上大门。

　　所以最可怕的不是榨取型制度的存在，而是它会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一旦陷入便难以挣脱。

　　这个循环的起点，是政治权力的垄断。少数精英掌握权力后，会通过制定法律、操纵选举等方式，巩固自身地位。为了维持统治，他们会将经济利益分配给盟友，形成 “权力 - 财富” 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一旦形成，便会排斥外来竞争者，阻碍制度变革。

　　以中世纪的威尼斯为例。这座曾经的地中海贸易中心，在 13 世纪建立了相对开放的政治制度，允许商人参与决策，一度成为欧洲最繁荣的城市。但到了 16 世纪，少数贵族通过修改选举规则，垄断了元老院席位，形成了封闭的寡头统治。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限制外来商人的竞争，禁止新技术的引入，最终导致威尼斯的贸易优势被荷兰、英国取代，从繁华的商业帝国沦为旅游胜地。

　　经济上的掠夺，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当大多数人失去发展机会，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时，他们既没有能力参与政治，也没有动力创新。这使得榨取型制度得以长期存在。同时，精英阶层为了防止民众反抗，会加强，消耗大量社会资源用于维持秩序，而这些资源本可以用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非洲的卢旺达，在 1994 年种族大屠杀前，胡图族与图西族的矛盾根源，正是殖民时期形成的榨取型制度。比利时殖民者为了便于统治，扶持占人口少数的图西族精英，让他们垄断政治与经济权力，压迫占人口多数的胡图族。这种制度性的歧视，积累了深厚的民族矛盾，最终引发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近百万人丧生，国家经济倒退数十年。

　　更可悲的是，这种恶性循环会传递给下一代。在榨取型制度下，教育资源被精英阶层垄断，普通人的子女很难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他们只能重复父辈的命运，成为制度的受害者。这种代际传递，让贫困与衰败根深蒂固。

　　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指出：“分利集团的存在，会导致社会僵化，阻碍经济增长。” 当榨取型制度形成后，精英阶层就成为最大的分利集团，他们为了自身利益，不惜牺牲国家的长远发展。这种短视的行为，最终会让整个国家走向衰败。

　　历史并非没有出路。那些成功摆脱贫困、实现长期发展的国家，无一例外都建立了包容性制度。

　　包容性制度的核心，是权力的分散与制衡，以及经济机会的平等。在这种制度下，政治权力不属于少数人，而是由民众共享；经济上，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市场竞争，获得公平的回报。

　　英国的工业革命，正是得益于包容性制度的建立。17 世纪的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建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这使得商人与贵族的利益得到平衡，财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同时，英国政府鼓励创新，建立了专利制度，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制度保障。最终，英国从一个岛国，崛起为 “日不落帝国”。

　　美国的发展历程也印证了这一点。建国初期，美国就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在经济上，美国实行自由市场制度，鼓励竞争与创新。尽管美国历史上也存在奴隶制、种族歧视等问题，但包容性制度的自我修正能力，让它不断完善。如今，美国依然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这与其包容性制度密不可分。

　　制度转型并非易事，它需要勇气与智慧。阿西莫格鲁认为，制度转型往往发生在 “临界时刻”，比如战争、革命或重大危机。在这些时刻，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被削弱，改革的阻力减小，民众对变革的需求增强。

　　博茨瓦纳的成功转型就是典型案例。1966 年独立后，博茨瓦纳没有像其他非洲国家那样陷入内战或独裁统治，而是建立了多党制民主制度，保障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在经济上，博茨瓦纳实行市场经济，合理开发钻石资源，将资源收益用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政府注重教育，提高全民素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如今，博茨瓦纳的人均 GDP 是周边国家的十倍，成为非洲大陆的 “奇迹”。

　　转型的关键，在于打破 “权力 - 财富” 的垄断。这需要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需要保护私有财产权，鼓励创新与竞争；需要扩大政治参与，让民众拥有表达诉求的渠道。

　　诺思曾说：“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从榨取型制度到包容性制度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包容性制度，才能让国家实现长期繁荣，让人民摆脱贫困。

　　打破榨取型制度的恶性循环，建立包容性制度，是每个追求进步的国家的必由之路。这需要统治者的远见卓识，也需要民众的觉醒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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