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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德拉·惠勒凭借《罗斯》获得银熊奖最佳主角表演，《海上女王》堪称当晚的最大赢家，不仅获得银熊奖评审团奖，两位配角安娜·考尔德-马歇尔、汤姆·康特奈也共享银熊奖最佳配角表演；

　　聚焦首作的视角单元方面，讲述巴勒斯坦电影《围城纪事》获得最佳首作奖，以短片集的形式讲述巴勒斯坦人被围困的经历；

　　华语片方面，屈靖凯导演的《地三鲜》获得了短片单元“CUPRA电影人奖”。

　　本届柏林主竞赛单元评审团主席由导演维姆·文德斯担任，其他成员还包括明·巴哈杜尔·巴姆（尼泊尔）、裴斗娜（韩国）、希文德拉·辛格·邓加普尔（印度）、雷纳尔多·马库斯·格林（美国）、HIKARI（日本）以及埃娃·普什钦斯卡（波兰）。

　　柏林电影节的策展团队大概无法料到，开幕前记者会上的一句“艺术应当远离政治”，会引发如此剧烈的舆论风波和连锁反应，令为期10天的电影节不断处于极度被动的态势中，并持续地引发“艺术”和“政治”关系、艺术家的政治表态的讨论。

　　本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由德国知名导演维姆·文德斯领衔。在正式开幕前的记者会上，记者Tilo Jung提问——“鉴于德国政府支持加沙种族灭绝行为，且作为柏林电影节主要资助方，您作为评委是否支持这种有选择性的人权对待？”

　　尽管当时的线上直播信号出现了短暂的中断，但并没能阻止文德斯的那句“我们必须远离政治 (We have to stay out of politics)”在社交媒体和稿件中疯狂传播。这句回应，如同煽动风暴的蝴蝶翅膀，瞬间将电影节推向了舆论的对立面。

　　电影节次日，布克奖得主、印度知名作家阿兰达蒂·洛伊退出了电影节，她原本出席自己电影的修复版重映。洛伊通过一份公报表示：“听到艺术不应具有政治性是令人震惊的。这是一种在行正在我们面前实时发生时，切断相关讨论的方式。”

　　起初，柏林电影节官方认为舆论尚在可控范围内。因此，他们仅表达了对洛伊退出的遗憾，艺术总监翠西亚·塔特尔也试图“捍卫评审团”，希望将大众注意力拉回到电影本身。

　　然而，2月17日，逾80位艺术家联名签署公开信，立场鲜明地反对文德斯的言论，公开信谴责电影节在加沙冲突问题上的“沉默”，以及对发声艺术家的“审查”。签署的艺人包括去年才获得荣誉金熊奖的蒂尔达·斯文顿、亚当·麦凯、哈维尔·巴登等人，目前签署该信的人数已经来到一百余人。

　　在2月18日和《好莱坞报道者》的采访中，两年来多次以温和的笑容和坚定的气场示人的艺术总监翠西亚·塔特尔难得表示，在这种压力下，她有点想哭，“Honestly I want to cry”。除了表示并没有言论审查、不受德国政府干预等公开信中的疑问，希望大家将焦点放在展映的影片上，也并表达担忧：这场言论运动也许正在威胁电影节的未来。

　　杨紫琼被记者提问，是否对美国当前状况有何评论时，她表示：“我认为现在没有资格真正谈论美国的政治形势，也不能自以为我理解现状。所以，最好别谈我不知道的事”，并将谈话焦点拉回电影行业的艰难，“电影院是一个我们相聚在一起欢笑哭泣和庆祝的地方，但保持这一传统始终重要。我希望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

　　公开信事件后，伊桑·霍克也回应称，“如果你想寻求某种精神寄托或人生建议，最不该找的地方就是一群正顶着时差、喝得醉醺醺、还在那儿推销自己电影的艺术家。”

　　“人们常说：‘演员不该谈论政治’之类的话，”霍克说道，“但我认为答案恰恰相反。我们都是世界公民，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都有自己的声音，而且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不同意见。这正是生活在自由社会中的益处之一。”

　　尼尔·帕特里克·哈里斯在文德斯的记者会后回应称，希望自己的作品是“非政治性”的；《疑婴夜生》的编剧伊尔雅·劳特西则回复，“我认为制造某种压力，或者仅仅是让人们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乌克兰遭受的苦难或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都是有益的”，该片导演汉娜·伯格霍尔姆补充道：“并非每一部电影都要涵盖世界上的每一个话题，也没必要。但作为成年人，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公开反对暴力和不公正，因为不发声本身也是一种选择。尤其是，我们不应该告诉其他艺术家同僚，他们不该发声。”

　　竞赛日的最后一天，《约瑟芬》的记者会上甚至出现了记者们互呛的戏码，一位记者向该片主演之一的查宁·塔图姆询问有关联名公开信的问题，塔图姆还未做出回答，台下另外一位记者便先发制人，用德语大声呵斥这个提问：“不要！”塔图姆随即一脸懵，不知所措；这位记者继续用德语大喊，“去问哈马斯！加沙发生的事情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此情此景令台上的塔图姆非常尴尬，只得用“我之前还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但现在明白了”来缓解。随后发布会的主持人匆匆结束了这个提问。

　　与此同时，提问的记者Tilo Jung也如集邮一般地，将台上主创们的回答片段放在社群媒体上，点阅率不俗。

　　实际上，对于近年来的热门议题，记者会上艺人遭围堵的状况并不鲜见，当初好莱坞大罢工和特朗普对外国电影征收关税时，几乎所有的出席戛纳和威尼斯的美国影人都被Screen Daily的记者抓住不放，询问相关意见，以至于凯莉·莱卡特只能无奈表示，“我只是一个拍电影的。”

　　从功能上讲，记者会最初是作为来到电影节首映的电影的宣传“秀场”而存在的，它本质上是一个略带有表演性质的营销场合，而非严谨的学术论坛。当政治议题被强行植入这个语境中，原本为了推广艺术作品而搭建的舞台，便瞬间异化为一个迫使参与者在几十秒内就得完成“政治站队”的空间。这种在极短时间内爆发的尖锐提问与被动回应，真的有空间容纳深度的对话和意见吗？从新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无疑是对复杂现实的一种粗暴的“扁平化”。

　　Tilo Jung等记者的提问非常勇敢，特别是当他近乎“集邮”式地收集主创们的政治表态并将其切割成便于在社交媒体传播的短视频时，这种展演确实能够洞悉他们对政治议题上的偏见差异，但这种交流也沦为一种寻求瞬间冲突、制造社交货币的流量游戏。

　　特别是考虑到，出席电影节记者会的剧组多是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他们对“政治”本身亦具有非常不同和丰富的理解（社交媒体上的展演恰好论证了这一点），那么在缺乏历史经纬、地缘政治背景以及必要语境支撑的情况下，主创们在台上的尴尬、沉默或是一两句并不高明的表态，是真正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还是放大了多样观点之间的冲突？

　　平心而论，近几年的三大影展常常被政治议题围绕，与本届柏林的情形类似，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也遭遇了主席被质疑加沙言论、电影节不做表态的尴尬场面中。

　　当时做主席的亚历山大·佩恩直接回避了加沙的提问，“坦率地说，我对这个问题准备有些不足”，“我来这里是来评判和讨论电影的。我相信我的政治观点和你们许多人是一致的。”佩恩指出，关于电影节对加沙立场的问题——在20分钟的对话中被问了三次——最好问威尼斯负责人阿尔贝托·巴贝拉。

　　在电影节开始前，数百名国际电影人和艺术家也签署了公开信，敦促威尼斯组织者采取“明确无歧义的立场，谴责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以及以色列政府和军队在巴勒斯坦实施的种族清洗。”他们还被要求取消邀请盖尔·加朵和杰拉德·巴特勒，这两人都出演了朱利安·施纳贝尔的剧情片《但丁之手》，并公开支持以色列。

　　但是双年展官方和巴贝拉的反馈非常迅速且清晰，除了一如既往地表示欢迎对话，还引用了竞赛单元中的影片《欣德·拉贾布之声》中的内容，作为电影节对加沙地带关注的有力证明。

　　巴贝拉也表示，“我们被要求拒绝艺术家的邀请；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如果他们想参加电影节，他们就会出席。另一方面，我们从未犹豫过明确表达对加沙和巴勒斯坦发生事情的巨大悲痛和痛苦。平民的死亡，尤其是受害者儿童，是一场至今无人能终结的战争的附带损害。我认为双年展对此立场毫无疑问。”

　　柏林电影节长期将“政治”作为一种品牌，它欢迎那些关于边缘群体、反抗权威的银幕叙事，因为这些叙事在承平时期是安全的、具备高度道德优越感的艺术标签。然而，当现实世界的政治冲突不再是银幕上的光影时，就会让电影节体制内的官僚属性便会产生排异反应。

　　其次，在德国特殊的历史负疚感下，官方对于某些议题的敏感度远超欧洲其他国家。对于塔特尔这样一个曾长久生活在英国、又骤然搬到德国的美国人来说，她还是个“局外人”。她可能认为自己在维护艺术的纯洁空间，但在另一些人眼中，这种回避极易被解读为一种带有国家意志的、隐形的结构性审查。

　　最后，这场风暴也预示了“记者会功能的异化”。曾经作为电影技术与美学交流的场合，如今正演变为一种立场预设的“集邮式”追问。社交媒体的短视频传播逻辑，更倾向于截取那些极具冲突感的政治表态，而非漫长的艺术探讨。在这种环境下，电影节不再是艺术的避风港，而是一个被多方势力拉扯的公关秀场。塔特尔的困境，本质上是一个旧时代的电影节精英，在面对新媒介时代的政治极化浪潮时，表现出的无力与失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