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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们中国年轻导演在创作上处在了一个非常瞩目的爆发期。” 作为对话主持人与平遥影展创始人，贾樟柯在开场便点明了这场聚首的特殊意义。今年二月，霍猛凭《生息之地》摘得柏林最佳导演，五月毕赣以《狂野时代》获戛纳特别奖，九月蔡尚君执导的《日掛中天》助辛芷蕾斩获威尼斯最佳女演员，“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在同一年拿下欧洲三大电影节奖项，这样的成绩足以让我们对华语电影的创作力量充满信心”。

　　贾樟柯用“各有锋芒却同守初心”来概括三位的创作特质。他直言霍猛的作品“带着土地的温度”，从《过昭关》到《生息之地》，始终扎根中国乡村的时代变迁，这种“对普通人生活的敬畏”让其作品具有穿越文化的力量；评价毕赣时，他提到“毕赣的镜头里有独属于中国的诗意”，从《路边野餐》的长镜头实验到《狂野时代》的梦境叙事，始终在探索电影语言的新可能，“这种艺术勇气正是戛纳等国际影展所珍视的”；而对于蔡尚君，贾樟柯认为其创作转型“精准捕捉了时代情绪的变化”，从《人山人海》的社会批判到《日掛中天》的内心关照，“展现了成熟导演对人性的持续追问”。

　　三位导演的三大电影节获奖之路，虽始于不同的创作土壤，却都有对电影的赤诚与独特表达。

　　《生息之地》扎根导演的故乡河南，是他在《过昭关》之后，用数年时间阅读人类学书籍、走访乡村完成的 “寻根之作”。

　　“我拍《生息之地》，是想记录中国人与土地几千年来的情感联结。”霍猛率先打开话匣，“我们是农业国家，吃穿住行都来自土地，80年代的村庄还保持着秦朝以来的耕作方式，可机械化、科技化以来，年轻人成了家庭主力，传统孝老爱亲的关系在微妙变化。但那些勤劳、坚韧的品质还在，我想把这种‘交锋时刻’拍下来，既是寻根，也是关照现在。”

　　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毕赣的《狂野时代》以“几乎赶在发布会前”的紧张节奏入围主竞赛，并最终拿下特别奖。这部聚焦“梦境与现实边界”的作品，延续了毕赣从《路边野餐》起的影像探索，并在工业制作与艺术表达上实现新突破。

　　毕赣自《路边野餐》起就是备受国际影坛关注的闪耀新星，而这位从山西传媒学院走出的导演，回到山西，回忆起学生时代带着U盘赶影展选片的经历，笑称“拖延症从那时就有了”。毕赣也聊起，最初拍《路边野餐》经费有限，还要回学校“薅”机器拍摄，“《路边野餐》之前经历了非常迷茫的一段时期，和很多做创作的年轻人是一样的。”

　　谈及新片《狂野时代》的创作，他引用鲍德里亚的观点：“过去几年世界在下坠，现实与幻觉难分，而梦境是人的本能——原始人夜里没有光，大脑靠梦境维持视觉，电影和梦境的意义太像了。我想让年轻人在黑暗里，也能看到电影的光。”

　　9月刚落幕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蔡尚君的《日掛中天》为中国女演员赢得久违荣誉——辛芷蕾凭借片中“美云”一角，成为时隔14年再度捧得威尼斯最佳女演员的华人演员。对蔡尚君而言，这是他与威尼斯的 “二次重逢”：此前《人山人海》便曾斩获威尼斯最佳导演奖，《日掛中天》则是他创作转向的关键之作。

　　“前两部作品有对社会的批判、对小人物沉浮的愤怒，疫情后我更想关注‘心之苦’。” 蔡尚君坦言，起初他还担心“中国式情感伦理难被西方观众理解”，但威尼斯展映后发现，“痛苦与欢乐的人性共通性，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共情”。

　　大师班现场，除了创作者的现身说法，柏林和戛纳影展的选片人也给出了来自国际电影节的视角和评价。

　　柏林电影节亚洲选片人王庆锵回忆，去年6月收到影片时，便认定《生息之地》是“从农村经历看见人生河流的大命题作品”，霍猛作为刚刚执导两部长片的新导演，首次入围柏林就直接冲到主竞赛，这并不是常见的操作。 而在柏林展映期间，霍猛最深刻的感受是“不管是媒体、影评人还是观众，都深深喜爱片中的人物，他们能感受到土地与中国农民的深厚情感，以及中国式隐忍却浓烈的亲情”，这份跨越文化的共鸣，恰是影片获奖的核心密码。

　　从《地球最后的夜晚》到《狂野时代》，毕赣和戛纳的缘分则更深一些。戛纳电影节电影总监克里斯提安・琼回忆起《狂野时代》带来的惊喜：“选片时快开发布会了，它才来，可看完就觉得‘前所未见’。毕赣导演用梦境带我们踏上旅程，视觉上震撼，叙事上有强烈个人风格——在戛纳大剧场的大屏幕上放映时，那种体验独一无二，好像和所有观众一起走进了他的梦乡。”

　　两位选片人都提到疫情后华语电影的复苏。长期关注华语电影创作的王庆锵说，“华语电影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创作力非常旺盛。”他记得疫情那几年，那时候大家都说怎么怎么困难，跟导演们聊天，说不到三句话就叹气，但“叹气之后，电影还是拍出来了，我觉得这是非常荣耀的”。王庆锵表示自己也非常关注整个亚洲的创作，“现在中国导演的创作力比日本、韩国都旺盛”。而克里斯提安・琼也感慨：“几年前递交的影片少，现在不仅多，还能看到年轻人的锐气，电影院就是这些新力量成长的地方。”

　　“拍电影是因为喜欢，不是因为行业火爆。” 面对大一学生“拍摄遇到困难怎么办”的提问，毕赣的回答既直白又坚定：“拍电影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喜欢拍电影，所以我才做这个导演的工作，我才和一帮喜欢拍电影的人一起去拍电影，所以不是因为行业特别火爆我们才选择了拍电影，只是兴趣使然，所以这个前提之下，这个问题就变得更有意义。”

　　《狂野时代》也历经多年才终于拍出，毕赣坦言，“在拍‘狂野’的时候，有很多同业的、业外的，都会跟我说‘你们这个行业这么惨淡你怎么办’，我就很下意识地回答他，所有的困难都不应该前置，拍电影就是要解决所有的困难。今天跟几位坐在一起就是希望能让大家看到我们在国际上做出的努力，努力能让大家一点一点重拾那些丢失的对电影的信心。”

　　当被问及 “选演员是否考虑人气”，三位导演达成共识。毕赣提到与易烊千玺的合作：“第一次见面我俩都内向，一小时没说话，我就知道成了——他能理解角色的迷魂感，人气是加分项，但优秀是前提。” 蔡尚君补充：“导演不会表演，得靠演员传达心意，首先要角色契合，再考虑人气，不然演员和角色分离，拍不出好作品。”

　　霍猛则分享了选非职业演员的经历：“《生息之地》选9岁小孩，看了一万多个，最后选出‘少年梁朝伟’；拍乡村戏时，群众演员自然进入情绪，我都觉得自己‘没用’。找到合适的人，比什么都重要。”

　　对“生活枯燥没灵感”“灵感成不了故事”的困惑，蔡尚君引用加拿大作家门罗的话：“不是发掘故事，是用新眼光看日常。一个杯子、一束光，找到人与物的隐秘连接，故事就来了。” 毕赣鼓励 “信任碎片”：“把灵感碎片写成剧本，结构会慢慢浮现”。霍猛建议“多阅读、认清楚自己擅长什么”，“电影是认清自己的工具，找到方向坚持下去，自然会遇到同类观众。”

　　谈及“如何避免消费苦难”，蔡尚君的话掷地有声：“观众能感觉到你是不是真心。如果对人物有同理心、悲悯心，作品就有温度；如果是妄念，观众一眼就能看穿。” 霍猛也强调：“只要热爱土地、尊重普通人，创作就会找到‘把手’，那些动人的情感会自然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