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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年5月19日，穆斯塔法·凯末尔出生于萨洛尼卡。这是一座有着辉煌文明的城市，马其顿人、罗马人、拜占庭人、诺曼人和威尼斯人等，都曾见证过它的伟大，现在的统治者是土耳其人。他们对境内的非群体，实行相对宽容的“米勒特制度”，因而萨洛尼卡聚集了大量的犹太教徒、东正教徒和。复杂的民族属性与宗教信仰，为19世纪迅速蔓延的民族运动提供了沃土，也让萨洛尼卡深受帝国西化改革运动的影响。1859年，苏丹阿卜杜·麦吉德来此视察，以强化萨洛尼卡的国际特性，增强非群体对帝国的认同感。坦齐马特改革期间，巨额资金流入了萨洛尼卡，新的市政工程、照明装置、马拉电车、电报线路、银行、工厂等，让它仿若欧洲都市。

　　问题在于，改革为萨洛尼卡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群体间的割裂。西化的上层社会，对欧洲人的礼仪、习俗、语言和文化认可程度高，也赞同苏丹领导下的改革；而中下层群体，却时常因为其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变化而焦虑，认为改革是欧洲人发动的阴谋，旨在剥夺群体的特权，从而为非争取利益。这些分歧，加大了帝国治理的难度，也渗透在萨洛尼卡的各个角落，不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教育理念。

　　新旧教育模式并置的困惑，深刻影响着穆斯塔法·凯末尔在萨洛尼卡的童年生活。他的父亲，做过海关职员和木材、食盐生意，希望将儿子送到新式的世俗学校，因为这里鼓励学生培养批判式思维，具有浓郁的法国特色。母亲则是一位虔诚的，她更偏向于可以学习宗教知识和阿拉伯语的传统小学。不过，凯末尔7岁时父亲病逝，母亲也因生活所迫再婚，萨洛尼卡的军事预备学校成为凯末尔求学经历中至关重要的地方。这所学校是改革时代的产物，讲授法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也教授数学、绘画和体育，课程设置并不激进，却包含着现代性。在此读书期间，凯末尔有充足的时间体验新旧制度的优劣，感受困扰帝国的民族与宗教问题，他目睹过马其顿地区的保加利亚和希腊游击战争，也经历过奥斯曼社会内部经济权利让渡的痛苦，这些因素对其日后放弃普世的奥斯曼主义，致力于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有着深刻影响。

　　1895年，凯末尔升学至比托拉市中等军事学校。这是奥斯曼帝国建立的7所军事高中之一，招收的是各省最优秀的学生，能够为其在毕业后跻身上层社会提供帮助。1899年，成绩优异的凯末尔被保送至伊斯坦布尔的皇家军事学院。它建立的主要目标是为帝国培养专业的军事人才。这里有在欧洲接受过教育的老师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也聘请了诸多来自法国和普鲁士的外教开设课程。由于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获胜，著名的军事理论家科尔马·冯·德·戈尔茨（Colmar von der Goltz）的思想，在皇家军事学院广受欢迎。凯末尔在学习知识和接受训练的同时，也在不断阅读西方社会的进步书籍，这使他在支持帝国的西方化政策时，强烈反对欧洲国家对帝国军队的改造。和多数学员一样，凯末尔对苏丹哈米德二世的态度也比较矛盾，既憎恨其世袭的专制统治，也承认自己所接受的教育和拥有的社会地位源于历代苏丹推行的改革措施。不过，此后的教育经历和人生阅历，依然在不断塑造着凯末尔的价值观念。1902年，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参谋学院学习；1905年，因阅读“”和成立秘密团体被捕入狱；3个月后因其出色的军事才能，被派往大马士革的骑兵团服役，由此开启了他的军旅生涯。

　　1876年，新上台的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颁布了帝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规定建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两院制议会，帝国臣民一律平等，各民族按照比例取得代表权。然而，1877年俄土战争失利后，苏丹不仅将责任推给立宪派，而且在次年强行解散议会，宣布停止推行。此后，哈米德二世开启长达30多年的专制统治，导致政府机构的腐败更甚从前，民族和宗教冲突愈演愈烈，仇恨苏丹的流亡者到处都是。最终，反抗组织不断出现，动摇着苏丹的统治基础。这些组织的成员多数是青年军官，常以推动奥斯曼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建立君主立宪制为奋斗目标。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迫使苏丹恢复宪法和召开议会；1909年，他们平定叛乱后掌握国家权力，但是其核心人物把持内阁，矛盾和斗争一直存在。1912年至1913年，奥斯曼军队在巴尔干战场节节败退，陆军部成为受谴责的目标；1914年，亲德派与德国缔结盟约，苏丹五世以哈里发名义向协约国宣布发动“圣战”（奥斯曼宗教战争术语）；1918年，奥斯曼帝国战败，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者出逃国外，伊斯坦布尔由协约国分割占领，土耳其人开始面临存亡危机。

　　就在协约国军队开进伊斯坦布尔的同一天，穆斯塔法·凯末尔也住进了佩拉宫的酒店。他希望能够说服帝国军部，建立抵抗协约国的地下组织，甚至可以让他成为一名特工，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招兵买马。他也寄希望于英国人的友善，期待他们能够出面协调，但后来才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小人物，根本没有和协约国对话的资格。因此，在拿到奥斯曼帝国驻安纳托利亚东部军队的巡视员职位后，凯末尔于1919年5月16日前往萨姆松，而他到达省城的日子——5月19日，却成了土耳其独立战争开始的标志。

　　事实上，从普通军官成长起来的凯末尔，绝不是简单的小人物，而是拥有显赫的战功。1906年，凯末尔与战友在军营中成立“祖国与自由协会”，走上了反对苏丹专制的道路；1907年获得上尉军衔，随后参加了废黜哈米德二世的革命活动；1911年，在阻击意大利军队入侵的黎波里的战斗中立下战功，晋升为少校；1912年巴尔干战争爆发后，担任中校武官；1915年，凯末尔在达达尼尔海峡保卫战中声名鹊起，被授予“加齐”称号；1916年，被派往迪亚巴克尔指挥抵抗俄国人的战争；1917年，俄国因爆发革命退出战争后，凯末尔获得极大声望；1918年，他又取代冯·桑德斯将军成为叙利亚方面军的指挥官，但此时奥斯曼帝国已经签署停战协定并退出战争。因而，尽管他已跻身帝国将军，却依然难以改写帝国命运，也得不到苏丹的信任，不得不另寻出路。

　　1919年7月23日，凯末尔在埃尔祖鲁姆和锡瓦斯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号召对现状不满的军人和爱国者共同反抗政府的不作为，明确提出了建立新土耳其的主张。1920年，安卡拉召开首届大国民议会，成立了以凯末尔为首的政府；1921年，法国承认新政府，拒绝继续与土耳其作战；1922年，凯末尔领导军队收复伊兹密尔等地，结束希土战争；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当选总统，由此开启了他的世俗化改革生涯。

　　在多数人欢庆凯末尔当选总统的时刻，也有质疑其合法性的声音出现。凯末尔的出生地萨洛尼卡，此时并不属于土耳其，因而其议员资格值得商榷。不过，这种声音并没有掀起多大风浪。真正困扰凯末尔的问题是，新生的土耳其应该向何处去：是继承奥斯曼帝国拥有的哈里发地位，并争夺世界领袖的头衔，还是仿效苏联，成为亚非反对帝国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抑或建立属于土耳其人的单一民族国家？不论如何选择，凯末尔始终认为，只有变法革新，才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而不至于重蹈奥斯曼帝国的覆辙。只是在改革的过程中，沉重的历史遗产与现实困境，促使他不断朝着西方化、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也让年轻的土耳其共和国得以在废墟上涅槃重生。

　　1927年10月15日至20日，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共和人民党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六日演讲，历数了与土耳其人生死攸关的大事件，对民族抵抗运动、不同派系的权力斗争和土耳其民族的属性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认为土耳其革命已然成功，但革命的最终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即土耳其还没有达到当代西方国家的文明水平。此时，土耳其共和国已进行诸多改革，取得不少成效。如大国民议会通过宪法，确定了土耳其的共和政体；进行服饰改革，在穿衣打扮方面同现代欧洲接轨；关闭宗教学校，用现代教育体系取代原有的宗教教育；颁布《民法典》，进行司法与社会改革；等等。即便是在经济领域，土耳其也在苏联的财政与技术支持下，探索出国家与市场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成为后面数十年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

　　这些改革措施，不断冲击着旧有的社会秩序，虽然很难在短时间内为普通百姓所接受，也引起过不少的批评和反对，却让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迅速成长，为其跻身地区性大国奠定了基础。1934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授予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土耳其国父）的称号，标志着他彻底完成了从凡人到伟人的身份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