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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还存在一些新知识分子，如延安知识分子，国统区的进步知识分子，等等。

　　无疑，旧知识分子是不能适应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所以毛主席提出了知识分子改造的命题。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强调知识分子应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标志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正式开始。

　　经过三十年左右的艰苦努力，大量知识分子脱胎换骨，从封建的、买办的知识分子，变成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

　　许倬云“幸运”地没有经历这一切，他的特点是合二而一：既是封建的，又是买办的。

　　在历史观上，许倬云主张向后看，致力于“重整失去的伦理秩序”，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必然性，这体现了他封建性的底色；

　　许倬云美化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极力为台湾一些人的“恋殖媚日”情结寻找理由，这体现了他买办性的底色。

　　吊诡的是，许倬云身上的封建性、买办性，恰恰是他被一些人捧为“青年导师”的根本原因。

　　四百多年前，也就是中国明朝的万历年间，莎士比亚创作了经典喜剧《威尼斯商人》，塑造了犹太商人夏洛克的形象。

　　但揆诸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我们会发现，夏洛克及其所属的族群，在文化性格方面，简直一点没变。

　　他痛恨安东尼，当安东尼不能按时归还借他的高利贷时，他不依不饶，在法庭上拒绝安东尼双倍还款的提议——“即使你给我六倍的钱，我也不接受”——一定要从安东尼的胸口上挖下一磅肉。

　　夏洛克认为，他要求严格执行契约中的“一磅肉”条款，因符合“法律条文”而无懈可击，但他忽略了法律的本质是维护公平而非纵容极端伤害。

　　所以，当鲍西娅以“契约只允许割肉，不能流一滴血，也不能多割或少割一丝一毫”的理由进行反击时，夏洛克发现自己落入了自己亲自挖掘的致命陷阱。他不仅不能杀死安东尼，反而因“意图谋害威尼斯公民”而触犯法律，最终将失去财产和自由，甚至被判处死刑。

　　辩证法认为，“把事情做绝”与“自我毁灭”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只要一面而不要另一面——得势时的赶尽杀绝，一定意味着失势时的死无葬身之地。

　　但未来的世界历史，恐怕未必是喜剧。正在赶尽杀绝的以色列，今后能不能得到苟活而必须的怜悯，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