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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旅游有时也会给当地居民造成困扰。前不久，知名富豪杰夫·贝索斯的“大婚”引起了广泛关注。重点不在于婚礼本身或到场的名流，而是婚礼的所在地——威尼斯，这座世界旅游名城的大量居民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婚礼极为反感，齐声发表抗议。他们认为此次婚礼是一次“权力宣示”，意味着富豪可以凭金钱对一座古城为所欲为，罔顾当地人的福祉和权益。

　　乍看之下，这种反对并无根据。首先，威尼斯是众多大型活动的举办地（其中许多比贝索斯的婚礼规模更大），甚至此前也操办过名人婚礼。这些活动对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等都不无影响。因此，很难理解为何此次贝索斯的婚礼被如此针对。而且，贝索斯已经为保障当地人的权益做出了一系列承诺——如注资改造当地住房，雇佣当地团队为婚礼服务。

　　如要理解“”背后的复杂动机，便有必要考察“过度旅游”这一现象。许多评论者都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威尼斯长期为“过度旅游”所苦，其居民的福祉和权益也因此备受侵蚀。与其说他们的怒火直接指向贝索斯个人，不如说婚礼充当了导火索，引燃了他们对这一现象由来已久的不满。

　　乍看之下，理解“过度旅游”这一现象并无难度：当某地承受的旅游“载荷”大于承载能力，以至于人们感到旅游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时（当然，此处的“严重”需要更精细的界定），这种现象便可被归于“过度旅游”。

　　依照这种理解，造成过度旅游的原因非常多样：交通工具日渐趋于廉价和普及化，部分群体拥有了更多可支配的休闲时间，乃至共享租房平台的兴起……这些都为“过度旅游”推波助澜。但在种种因素中，有一个因素非常关键。如果说其他因素充当的是令“过度旅游”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那么这一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推动“过度旅游”的“动因”——这便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

　　以西班牙的旅游业为例，学者理查德·威廉·巴特勒（Richard William Butler）与瑞秋·多德（Rachel Dodds）指出，该国旅游业最近的一轮扩张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班牙政府的自由化转向。在“银行家、跨国公司、进口商和旅游房地产投机商”的推波助澜之下展开，这一新的“资本联盟”搭建起了支撑新兴旅游房地产积累模式的“城市增长机器”。

　　旅游业的确是资本的宠儿。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就指出，为攫取利润，资本必须塑造某种“独特性”——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必须独具吸引力，无法为他人所取代。旅游业恰恰同一种天然的独特性相伴相生。例如，如果某人在威尼斯某处得天独厚的观景地拥有一所旅馆，那么他便自然而然，无需任何作为地获得了一重“独特优势”。如哈维所说：“许多垄断地租是建立在历史的叙述、集体记忆的解释和意义，以及重要的文化实践等基础上的……没有什么地方会比伦敦、开罗、巴塞罗那、米兰、伊斯坦布尔、旧金山或无论什么地方更具有那个地方应该拥有的特性了。”

　　此外，全球资本主义对旅游业的布局还受益于20世纪下半叶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为了解决经济停滞和危机，许多国家放松了资本管制，鼓励外资进入，开放众多投资领域（包括土地交易），保障资本的种种权益。正是这一浪潮使得资本所有者有能力在发展旅游的旗帜之下，按照自身的利益来塑造全球范围内的空间景观。

　　正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按照自身攫取利益，获取剩余价值的意愿来塑造旅游空间，“过度旅游”的问题浮现出来，且变得尤其严重、难以解决。

　　根据各大媒体的梳理，资本主导下的旅游业发展至少会带来以下几方面的问题，而这些恰恰是人们在抱怨“过度旅游”时的不满所在：

　　第一个问题涉及与当地人生活最相关的住房与工作。就住房而言，企业会试图攫取某个旅游目的地里条件最优，最为便利，最具开发价值的土地。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谈判议价能力，它们可以颇为轻易地从当地人手中获得土地，将其高价租给游客。如此一来，当地人将被迫搬迁到不那么便利的地区。如若他们试图居住在原址，高昂的生活成本会令其望而却步。有威尼斯当地人表示：

　　“住房是威尼斯的主要问题之一。尤其由于Airbnb的存在，大多数人为了多赚钱，选择把房子租给游客而不是工人或学生。结果呢？威尼斯本地人对公寓的需求出现了巨大的供需缺口。”

　　更进一步地，一旦迈出了发展旅游的步伐，当地人的工作也必须同游客的需求和节奏相匹配，并在更大程度上以赚取利润为目标（否则将难以支付高昂的租金）。在刊登于“负责任旅游”（Responsible Travel）网站的一篇文章中，作者以威尼斯的餐饮业为例，指出：

　　“小型家庭餐馆除非适应快速的客流周转，否则将举步维艰。游客，尤其是时间紧迫的一日游游客，通常希望快速用餐、付款并返回观光景点，而当地人则更喜欢悠闲地用餐。那些不适应变化的餐厅被低成本的连锁餐厅所取代，这些餐厅通常提供劣质食物，但价格仍然很高。”

　　同时，资本主导下的旅游业发展还会带来城市的“迪士尼化”这一问题。一个悖论性的场景是，虽然人们往往是因为向往某地的独特特质而前去旅行，但实际上，他们所期待的又恰恰是普遍意义上的“舒适”和“放松”。因此，出于吸引游客、赚取最大利润的需要，企业往往会掏空城市的独特特质与内涵，将其打造为带有某种独特性外表，但内在千篇一律的“迪士尼主题公园”。而这一点无疑会招致当地人的不满。

　　更不待言的，便是资本主导下旅游业盈利的分配不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旅游业虽然带来了“好看”的经济指标，但其究竟让多少人，在何种程度上获利，则是高度存疑的。

　　简言之，当我们以“过载”和“负面效应”界定“过度旅游”时，这两点都与如下事实相关：在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旅游业的发展是在一种“不受约束的资本逻辑”的推动之下得以展开的。正因为资本逐利的倾向不受限制，故而企业会罔顾旅游目的地的承载能力吸引客流；也正是在企业的主导之下，一系列极具负面效应的改变得以发生。事实上，完全可以料想的是，在资本的影响力得到限制的情况下，许多负面效应也可以得到控制。例如，不难想见，如果通过发展旅游获得的收入能更公平地分配并适当地投入到基础设施的改善中，当地人的不满无疑会大大降低。

　　由此，一种在资本面前捍卫“城市权利”的呼声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依照大卫·哈维所说，城市权利可被界定为“按照我们的期望改变和改造城市的权利”——正是这种权利使得城市是“市民的城市”而不是“资本的游乐场”。不难意识到，过度旅游催生了威尼斯居民对自身“城市权利”的认识，让它们感受到了“城市权利”在资本面前的脆弱。而贝索斯的婚礼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被剥夺感”，进而构成了运动的催化剂。

　　有剥夺城市权利的趋势，自然就有捍卫城市权利的方略。对于如何在享受旅游之“利”的同时避免其“弊”，消解“过度旅游”的消极后果，已有一系列治理举措得到了采用。依照各大媒体的梳理，有如下举措较为典型。

　　提价和限流都是常用的方法。但就前者而言，如若提价幅度太高，那么便会招致争议。毕竟，依照价码提供不同质量的服务是一回事，但将价码当作“能进入景点”和“不能进入景点”的准入门槛，则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一种赤裸裸的，基于金钱逻辑的歧视。事实上，现有的提价措施往往较为温和（如威尼斯曾尝试向每位一日游游客征收5欧元），故而效果不太明显。“限流”则相对公平，但其对于治理能力的要求极高，所需付出的成本也较高。有学者提到：“此类措施必须宣传到位、公平透明且执行公正……关键在于广泛接受、严格执行和大力宣传这些安排。”此外，限流措施还常常激起旅游业从业者的不满。

　　另一些方法则颇具创造性：首先，威尼斯采用一种叫作Fairbnb的新型房屋租赁应用平台，与市场上更为常见的Airbnb互竞。使用Airbnb时，许多资本所有者会收购大量的房屋并予以租赁。事实上，据CNN报道，Airbnb上威尼斯三分之二的房东拥有多个房源，许多房源都归房地产投资者所有，他们买下大量公寓出租。这种做法无疑是为“土地兼并”推波助澜，也使得房屋日渐被一部分人垄断性地拥有。然而，Fairbnb则会详细审核租赁者的资质，不允许单一的房屋所有者大量出租。同时，Fairbnb还将以其收入反哺市政，文物保护。很显然，Fairbnb的设置思路正是限制资本逻辑，使之无法不受约束地运转。

　　同时，威尼斯还引入了前沿技术。有报道提到，该城加装了大量监控，可以“精确统计城里的游客数量以及他们去了哪里”，并进行各种各样的分析（如分析游客的来源地，出没时段等），为精准管理提供参照。事实上，这一举措所秉持的总体思路是，在不改变游客数量的情形下增强旅游目的地的承载力。秉持类似思路的还有一系列基础设施改造措施。在这一方面，威尼斯也尝试了各种措施，包括“在主要的水上巴士站设立居民专用通道，以及在人流高峰期设置旋转闸门，将居民与游客区分开来。”

　　这些措施效果各异。但总体上，在一些热门旅游地，它们虽有效果，却未能完全解决问题。例如，在西班牙，发生过非常严重的事件——2800名巴塞罗那的抗议者用水枪袭击在周边用餐的游客。而在威尼斯，市民的不满也逐渐累积，爆发为本次对贝索斯大婚的强力。

　　这些措施之所以效果不显，或许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是多么糟糕的主意，而是因为，执行这些措施往往涉及多个层面的“协同”，而这种“协同”相当困难。“协同”有时存在于政府和市民之间：例如，不难想象，Fairbnb如要取得更广泛的使用，那么既需要得到市民的配合，也有赖于政府的推广和支持。还有些时候，举措的落实需要政府不同部门，不同层级间的协同。例如，虽然遏制过度旅游对于捍卫广大居民的“城市权利”至关重要，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会使得一部分以旅游业为生的市民面临困难。如何“善后”，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地方政府和单一部门的能力，需要复杂的协调与配合。

　　但纵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经验中，我们常常看到相反的场景。例如，低层级的政府最直接地感受到了过度旅游的压力，有意愿改变但缺乏能力。而高层级的政府或许有能力“做些什么”，但其痴迷于过度旅游带来的“好看”的经济数据，对负面效应的体会也并不直观。

　　这种“协同”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鲍勃·杰索普处得到理论化，被称为“元治理”问题。简言之，杰索普指出，在面对复杂问题时，“治理”本身也面临着困难和危机：“多元治理主体的兴起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协调困难、责任不明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种能够整合和平衡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关系的治理理论。”可以预想的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元治理”理论或许正是治理“过度旅游”的下一步所迫切需要的。

　　虽然这些举措的效果距离理想状态尚有差距，但必须承认，它们还是体现出了卓越的创造力，且颇具启发性。同时，其所秉持的部分理念也颇具洞见。例如，一个叫“负责任旅游”的概念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含义是“旅行应被视为一种特权而非权利，而且我们应该谨慎使用这项特权。这意味着旅行的方式应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影响，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影响。”。

　　这一理念颇有见地，它意味着购买旅游体验并不像我们购买通常意义上的商品，只要买下，就可以“怎么舒服怎么来”，拥有了对其“为所欲为”的所有权（这是很多人的潜在观念）。这一理念邀请人们回归旅游的“本心”，即对异质性文化和景观的体验——这种体验需要建立在尊重和交流之上。

　　遏制“过度旅游”不仅需要构想行之有效的举措，还需要有力的社会运动。不难想见，任何举措都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落实，要推行它们，便需要一定的“动力因”，而社会运动便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这一角色。在国外苦于“过度旅游”的城市中，形形的社会运动层出不穷。在贝索斯婚礼的过程中，我们便可以看到社会运动的不同形式。因此，有必要理解这些运动的成因，组织形式等要素。

　　依照大卫·哈维的论述，对“城市权利”的争取往往构成城市社会运动的关键动因。如巴黎公社运动，固然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但推究无产阶级投入革命的心理动因，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感到自己熟悉的城市空间和生活方式在巴黎的城市改造中受到了破坏。以此观之，威尼斯的运动似乎共享了同样的动因。这一点从者的口号中便可窥见一斑。他们声称“不要国王，不要贝索斯”。这表明，他们希望重塑自己对城市发展的把握，让自己的意愿能塑造城市的生态、文化、基础设施等维度。

　　然而，虽然共享了相同的动因，但在不同场景下，社会运动的形式和目标却截然不同。很显然，巴黎公社旨在颠覆现存的政权并代之以全新的政权，而当下的城市运动（如威尼斯的运动）却显然不具备这样的野心。这些运动旨在通过“施压”来消解特定现象。事实上，运动中的某些行为显得十分“抽象”甚至“儿戏”——例如，者声称要在威尼斯的水道里放入大量的充气鳄鱼。

　　由此，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便浮出水面，这种形式的转变背后隐伏着怎样的线索，而这种转变又意味着什么？

　　要理解这一问题，不妨援引美国理论家埃里克·赖特的类型学。赖特区分了多种社会运动的形式，有两种形式适合被援引来分析这一问题。第一种是“断裂式”的变革运动——采取彻底的不合作态度，甚至颠覆现有的权力机器；另一种形式则是“缝隙式”——在不挑战现有主流的生产方式与权力机制的情况下建立一些“反主流”的机制。

　　赖特表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纯粹且激进的“断裂式”变革越来越难以被接受。这是因为，激进的断裂式变革往往伴随着对现存的种种社会运行模式的破坏，这会不可避免地在一段时间内造成混乱和生活方式的下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正因其普遍生活水平较高，这种阶段性的苦难便越发显得难以忍受。这也能解释，为何许多成功的“断裂式”变革往往发生在较为落后，生活水平低下的国家。

　　很显然，在威尼斯的运动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温和的“断裂式”变革与“缝隙式”变革结合的模式。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并不希望颠覆什么，而是希望通过，制造麻烦等一系列举措来表明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同时，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也是作为一种手段而出现，其目的则在于扩大能够让本土居民获取城市权利的“缝隙”。目前看来，这一举动取得了有限的效果——原定在威尼斯中心区域举办的婚礼因而迁移到军械库——更边缘的堡垒建筑群。至少从空间上，这是一次大众“城市权利”的胜利——资本不受限制的运转终究在城市中受到，只得避入堡垒之中。

　　简言之，透过贝索斯的婚礼以及与此相关的运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过度旅游”同“城市权利”之间的张力——全球资本主义在按照自身意愿塑造空间景观的同时也受到反抗和限制，正是这些冲突与张力参与塑造了我们如今所见到的城市景观与城市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