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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中国发动的细菌战，因战时关东军731部队等细菌部队的活动具有高度隐秘性，兼之投降前夕日本军政当局对相关档案文书有意识地加以销毁，战后初期世人对于日军细菌部队的所作所为知之有限。在1949年12月苏联当局组织的伯力审判与1950年代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押期间，一些原细菌部队官兵供出所属部队通过活人实验研制细菌武器并将之用于实战的罪行；1980年代以来，以731部队为题材的纪实文学《恶魔的饱食》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震动，书中大量引用原细菌部队官兵的证言，翔实揭露了日本侵华细菌战的反人道与残暴性。至1990年代，在日本社会“731热”的影响下，一些原细菌部队官兵于垂暮之年说出心中的秘密，揭露更多的内幕，有力推动了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的深入。

　　细菌部队官兵证言作为研究日本侵华细菌战的重要史料，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相关档案文书的缺失。以往学界对于官兵证言的解读大多停留于捕捉其史料价值的层面，并未分析其背后的话语动机及时代性。本文旨在考察战后原细菌部队官兵证言层累的历史过程，探讨其对于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的学术价值及作为史料的特点。

　　1946年8月，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美籍助理检察官萨顿提交一份来自南京中国战争犯罪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其中披露战时日军细菌部队荣1644部队将中国平民用作细菌实验材料的暴行。佐证材料包含原部队卫生兵榛叶修提供的一份供词。榛叶修于1942年5月至1943年3月期间在该部队防疫科工作，因厌恶日军在“圣战”名义下从事细菌战的恶行而脱离该部队。他在供词中透露，该部队将伤寒、鼠疫、赤痢等传染病菌散布于浙江金华等地，“人为使传染病猖獗起来，以毒毙敌军，消灭其士气”。榛叶修的这份供词可能是原日军细菌部队官兵最早揭露抗战时期日本对华实施细菌战的证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然而，因美国对日本细菌战的包庇与掩蔽，榛叶修的证言在法庭上并未受到重视，萨顿报告揭露的荣1644部队的罪行也未被深究。

　　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1949年12月，苏联当局于伯力城对原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等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公开审判。被审判者的供词成为揭露日本侵华细菌战最直接的证言。关东军军医部部长梶塚隆二供出731部队“秘密中的秘密”，即利用活人开展细菌实验并生产细菌武器。731部队生产部部长川岛清在供词中提到，1940—1945年间在该部队中因感染致命细菌而被杀害者至少有3000人；731部队教育部部长西俊英供出部队长石井四郎曾亲率“远征队”于宁波一带使用鼠疫菌攻击中国军队的情况；生产部课长柄泽十三夫则交代其于1943—1944年间曾两度参加在安达野外实验场用炭疽菌、鼠疫菌传染活人的实验。尽管高级军官们供出一些731部队的内幕，然而关于人体实验、细菌武器研制以及投入实战的细节，或语焉不详、或轻描淡写，竭力回避罪责。

　　相较于高级军官的避重就轻，一些原731部队底层官兵，如古都良雄、仓原悟、堀内主计、濑越健一、佐佐木希助等人的供词则更为翔实。古都良雄供称，他在浙赣战区用731部队飞机运来的伤寒菌和副伤寒菌传染过蓄水池、水井和民众住宅，并把大量染有病菌的馒头分发给中国战俘。仓原悟的证词则涉及731部队从事的另一战争罪行——冻伤实验，他曾目睹被试验者的惨状，“其中有两个人已经完全脱掉了手指，他们的手掌是乌黑的，而其余3个人的手指则露出了骨头，虽然他们还有手指，但剩下的只是指骨”。这些士兵的供述尽管未必出于自愿，但毕竟将731部队通过人体试验研制细菌武器，并将之运用于实战的罪行公之于众。当时，《朝日新闻》等日本媒体报道了伯力审判的一些动向，然而驻日美军称伯力审判不过是苏联的“烟雾宣传”，东京法庭首席检察官季南也以“没有证据”为由否定日本曾发动过细菌战，伯力审判对日本侵华细菌战的揭露并未在日本社会引起波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人民日报》等媒体积极报道伯力审判的进展，呼吁中国民众应向全世界控诉抗战时期日军的细菌战罪行。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还专门刊载日报《赤旗》上原甲1855部队卫生兵松井宽治的证言，揭露战时该部队在北京研制细菌武器的一些细节。1950年7月，苏联将一部分日本战犯引渡至中国。在中国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教育与感召下，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在押的一些原日军细菌部队成员供出曾参与日本侵华细菌战的罪行。在1956年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战犯榊林秀夫，曾任731部队林口支队支队长，他的供词提及曾参与安达野外细菌实验的经历，“我是参加了在安达的杀人实验……（1945年4月）我穿上了全套预防衣，从五六百米的距离观看了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这个炸弹是填着可怕的炭疽菌的炸弹，让他们从鼻咽腔吸进绝对没有生存希望的肺炭疽，或因破片让他们发生皮肤炭疽，是一个特别残暴的行为，我也参加了这种罪恶的活动”。筱塚良雄原名田村良雄，曾为731部队少年班成员，在抚顺关押期间他在供词中述及731部队的组织结构与各部门的任务。他提到1939年6月中旬亲身参与制造使用于诺门坎战役的细菌榴霰弹的经历，以及两次参加对抗日地下工作人员进行鼠疫菌注射实验的情况。卫生兵上田弥太郎于1941年5月至1943年7月期间在731部队中服役，主动在笔供中提及参与人体实验的经历并交代悔恨心情：“啊！这该是何等的暴虐！人的宝贵生命被作为豚鼠的代用品遭到任意践踏，最后变成了一份表格……”除731部队队员之外，在关内的一些原细菌部队官兵，如原济南防疫给水部竹内丰则供述他多次对八路军被俘战士进行医学及细菌学方面实验的罪行等。自1938年初以来，关东宪兵队策划了731部队人体实验中的重要一环“特别移送”，即将捕获的抗日爱国志士、谍报人员押送至该部队接受细菌实验。原宪兵齐藤美夫在笔供中承认：“我在当时深知，被押解的中国人是要送到石井细菌部队供做实验。”三尾丰则供出在大连宪兵队本部、宪兵分队任职期间，曾逮捕抗日地下工作者沈得龙夫妇、党员李忠善、天津抗日工作人员王耀轩等人并送至731部队的经历。

　　战后，因美国对日本细菌战的庇护，潜逃回国的石井四郎等细菌战战犯逃脱了东京审判，战时日本细菌部队的暴行并未受到追究。在苏联与中国关押期间，一批原细菌部队官兵作为被审判者，供出参与日本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诸多内幕，他们的供词完全证实了在战争时期日本细菌部队曾从事大规模人体试验、研制细菌武器并将之实战化的战争罪行。然而，在冷战体制下，日本政府对中苏两国采取敌视态度，国内右翼势力对军国时代日本所犯诸种战争罪行的否定，兼及日本与中苏两国信息交流渠道的不畅，原细菌部队官兵的这批证言被日本右翼视为苏中两国政府“胁迫”下的产物，在日本社会的影响甚微。

　　日本战败之际，尽管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叫嚣所有队员“要将秘密带进坟墓”，然而随着大批队员与军属潜回日本，日本社会对于战时细菌部队的存在也并非一无所知。1948年1月发生的帝国银行投毒事件，日本警视厅即发现投毒者与731部队存在某种联系。作为“帝银事件”引起的涟漪，一些隐匿于乡间的原731部队队员因担心过往身份暴露，终日过着提心吊胆、惶恐不安的生活，秋山浩即是其中之一。

　　秋山浩系原731部队某个少年兵的化名。他的证言公开发表于《文艺春秋》杂志。在刊登前，文艺春秋新社特别调查了秋山证言的真实性，“我社对这部特殊作品的内容也曾尽了最大努力，进行过调查……事实证明这部作品的内容完全是线岁的秋山浩响应日本政府动员前往伪满，不久进入731部队。秋山视该部队为人间地狱，将他在其中的经历视为“自身意志的行使被完全剥夺，乃是我作为杀人机器齿轮的‘非人时代’”。他的证言多次提到该部队将“马路大”（即日语“丸木”，意为“圆木”，系细菌部队对被实验者的蔑称——笔者注）虐杀的事实，如“‘马路大’每天按数人速度以鼠疫、霍乱、伤寒等实验形式被残杀，遭受最后连一片皮肉都不剩地被焚烧的命运……每周六下午，宪兵队就会运来新的‘马路大’，我屡屡看见他们嵌着手铐，露出绝望表情而下卡车的样子”。秋山浩目睹了“马路大”在被注射鼠疫菌后的惨死之状，在证言中反思道：“况且人体实验与虐杀的事实，不管是何人的诡辩，也绝对不可能有其正当性。”

　　除秋山浩之外，个别原731部队队员也以匿名或半匿名形式将自身经历公之于世。在1950年4月《真相》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专门引用了原731部队卫生兵大泽关于“马路大”的证言，揭示他们的线部队中的悲惨命运，“他们中的多数，乃因间谍嫌疑而被抓捕的苏联人、党员，无论给予什么，他们都默默地吃着。因此很快肥胖起来。一周内获得充分营养后，接着每个人就被送进各实验室”。大泽所揭露的人体实验等细节与伯力审判中仓原悟等人的证词相吻合，反映其证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此外，日本作家岩藤雪夫同一时期发表杂文《人间“马路大”》，利用与原荣1644部队队员深野利雄的谈话记录，揭露了战时这支细菌部队在华中地区同样通过人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的内情。1950年代原731部队队员公开发表的零星证言，被当时的日本社会视为不过是军国时代的逸闻谈资。一些揭露军国主义暴行的证言集，如1957年光文社出版的《三光》等，受到右翼的阻挠很快从市面上消失。1967年出版的岛村乔的《三千人的活体实验》与1974年出版的山田清三郎的《细菌战军事审判》，均以伯力审判记录为基础而写成，也并未在日本社会引起较大反响。

　　1970年代后半期，日本对中国发动过细菌战的事实开始引起日本社会的关注，这主要缘于“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的反复揭露。“中归联”由从中国获释归国的日本战犯组成，这一组织呼吁日本社会应正视战争、反思战争，是1970年代日本民间重要的和平力量。随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归联”通过派遣访华团实地考察等形式，揭露战时日本军队在中国各地犯下的暴行，如原鸡宁县日本宪兵队队长上坪铁一在参观731部队遗址时，现场坦陈曾亲自批准将22名认定为间谍的中国爱国分子“特别移送”至731部队的罪行。1982年“中归联”出版的新编《三光》中收录了会员筱塚良雄写于1957年前后的证言，与195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押期间所写的供词不同，筱塚在证言中大大扩充了他在731部队中的亲身经历，详细说明他所亲见的鼠疫感染实验、冻伤实验、梅毒实验，以及直接参与活体解剖的过程。在新编《三光》出版前夕，筱塚为其证言撰写的补白，展露出强烈的反思、忏悔与反战意识，体现他作为一个“人”的“良心”。

　　由于战争时代细菌部队人体试验的高度隐秘性，即使服役其中的官兵亦知之有限。筱塚良雄曾在该部队服役长达五年，是亲自参与或目睹诸种试验的核心部门成员。他的证言与该部队运输班班员越定男的证言，因丰富的细节而被学界视为原细菌部队官兵证言中的典型。

　　越定男在25—29岁期间于731部队服役，因长期担任石井四郎的司机，他目睹该部队从事的各种暴行。越定男根据自身经历撰写的证言录《太阳旗下血红泪》，除揭露该部队从事的各种残酷实验之外，还细致描写了731部队内部的日常生活及各种人物的精神状态。关于撰写证言集的动机，正如他所坦露的，乃因“良心”的煎熬，回国后沉默的30余年间“如同背上了铅块的生活”。越定男在证言录中详细刻画了队员们日常的颓靡状态，“有时也会举行恳亲会喝酒作乐，有时也会唱军歌装点热闹。但细细想来，从未有过发自内心的欢笑、呐喊、歌唱。喧嚣并不能忘却自我。喝的烂醉虽有即刻冻死于路边的危险，然而在这秘密之城中，进行残酷实验的日常重负，到底难以抹去”。对于部队内那些热衷从事人体试验的医学者，在越定男看来，他们早已丧失作为人的“良心”，“年轻的技师们对于科学具有强烈探究心，一旦进入对马路大的实验状态，就会没有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在日本国内因顾忌人道而无法进行的人体实验等，在这里可以战争名义都能去干。所谓科学魂与军国主义爱国魂相结合，不过是对活体解剖乐此不疲而已”。与以往证言不同的是，越定男提及的“马路大”不屈斗争的情形为日后中外学界经常引用，“我也从同事处了解到，在最后炸毁‘马路大’小屋时，看到在单人牢房的墙壁上写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这样的文字……所谓给人极恶感觉的‘马路大’一个也没有，很多都具有知识分子风范”。

　　1982年作家森村诚一发表的纪实文学《恶魔的饱食》在日本社会引起极大轰动。森村在该书序言中写道，他曾接触过诸多原731部队成员，“经过我们拼命的说服，这些人好不容易才开始张开了紧闭的嘴”。

　　作为一部纪实性文学作品，《恶魔的饱食》被中外学界视为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的里程碑，这得益于该著中引用了大量日军细菌部队内部成员的翔实证言；但另一方面，尽管该作品字里行间“凝聚着加害者的胆量与赎罪意识”，因大多数的证言者以匿名或半匿名形式出现，其“真实性问题”自然成为日本右翼质疑、攻击的对象。

　　从197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前期，以《恶魔的饱食》的出版为契机，原细菌部队成员的证言开始大量出现于公众视野之中，如该部队动物班女子队员郡司阳子（“新野歌”笔名）于德间书店出版的手记《证言 石井细菌战部队》等，其内容可与《恶魔的饱食》相互印证，由此进一步扩大了这部作品的影响力。相较于前文所述“被审判者”的证言，这一时期证言者的发表或写作动机无不来自所谓的“良心”，体现证言者的自愿性；而证言者大多为细菌部队的底层士兵或军属，则绝非偶然现象。正如越定男所述：“自愿开始证言的我，有时一同站在畅快证言立场上的，反而完全是下级队员。”

　　在《恶魔的饱食》系列作品出版后引起轰动的1980年代前半期，日本发生了教科书事件等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战争的逆流。对于筱塚良雄与越定男等原细菌部队底层官兵而言，将惨痛的过往以证言形式公开出来，并发出对战争时代参与暴行的忏悔，显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他不仅体现证言者呼吁日本社会反思战争的勇气与决心，同样反映出当时日本左翼力量的进步性。

　　1980年代中后期，在《恶魔的饱食》系列作品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原细菌部队官兵开始讲述在细菌部队的见闻与经历，如731部队少年队队员石桥直方接受西方媒体采访，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侵华细菌战的诸种暴行；1991年大分协和医院日本医师山本真利用偶然之机，得以采访到入住该院的原731部队少年队队员森下清人，由此形成详细揭露731部队从事非人道试验的重要史料“森下证言”；另外，针对《恶魔的饱食》中一些细节的“真实性问题”，森村诚一受到来自由原731部队队员组成的“房友会”等右翼组织的猛烈抨击，在媒体上形成轩然。据日本记者、日本细菌战研究者近藤昭二回忆当时情形，“被称作‘恶魔’的人们，反复考证该书的细枝末节，叫嚷着‘这里有问题，那里也有错误，真是一本胡编乱造的书’。他们采取发现一个错误，就一点突破、全面否定的阵势”。令问题更为复杂化的是，在原细菌部队成员中也出现了否定“被审判者”时期所作证言的声音。如原关东军100部队队员三友一男曾作为证人在伯力审判上揭露该部队罪行。然而此时三友公然宣称伯力审判违背事实，并声称其证言来自苏方的“诱导”，“他们所追求的，关于100部队所进行的业务，并不是正确把握事实，而是要得到沿着一个目的的供述”。

　　1990年代原细菌部队官兵“证言潮”的出现，与当时日本政治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1980年代中后期中曾根内阁推行“战后政治总决算”，日本军费急剧膨胀，至1990年代初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军费大国。1992年日本政府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自卫队得以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名义下开赴国外。日本政治的右倾化与右翼势力在历史问题上的兴风作浪，催生了日本社会各种和平主义、反战主义的社团组织。1992年7月由山边悠喜子、三岛静夫等和平运动人士与一些“中归联”成员结成的“‘731部队展’全国实行委员会”，即为其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代表。1993年7月至1994年12月，该委员会开设征集战时日本细菌战线电话热线”，并于日本各地组织“731部队罪行展”，这些活动引起报刊、图书和电视节目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在日本社会形成被称为“731部队热”的媒介现象。以731部队罪行展巡展活动为契机，多位隐居于中小城市的原细菌部队成员现身发声，讲述在细菌部队中从事细菌战活动的经历，他们的证言给予参观者强烈的心理冲击。在川崎市巡展期间，原波8604部队（即日军华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第1科细菌检索班班员丸山茂讲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部队在南石头收容所以香港难民为对象散播病菌的内情。次年，在松本市巡展期间，原荣1644部队队员田中辰三揭露该部队协助731部队于1940年10月对宁波等地实施细菌作战的具体过程。在岩手县巡展期间，原731部队少年队成员镰田信雄讲述了其所目睹的该部队极其残酷的人体试验，他的证言令人毛骨悚然，“为了得到正确数据，希望尽可能在‘马路大’正常状态下进行解剖。通常使用氯仿等使之睡眠，也有绑住手脚后在意识清醒情况下对‘马路大’的解剖。一开始发出凄惨的叫声，声音立即就停止了。取出脏器，将颜色与重量等与健康状态的比较检定后制成标本”。

　　在媒体“731热”的推动下，近藤昭二等日本记者陆续采访到多位原细菌部队官兵，大量证言以影像形式保存下来。1995年5月，近藤利用NTV（日本电视台）制作“战后五十年”特辑之际，采访了原731部队队员鹤田兼敏，鹤田详细谈及该部队建成初期的情况以及参与诺门坎战役散布病菌的实战经历。同时，近藤与记者西里扶甬子共同采访了背荫河时代731部队前身“东乡部队”雇员栗原义雄，栗原讲述了这支部队早期从事人体试验的隐情以及他所观察到的石井四郎个人形象与性格特征。同一时期，近藤昭二采访到原731部队建设班班员铃木进与总务部部员铃木糸枝夫妇，铃木夫妇揭露了731部队特设监狱的内部构造以及被关押者“绝无生还可能”的悲惨结局。原731部队总务部调查课拍摄班班员德留一男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及特设监狱不为人知的“用途”：“7栋关押的是冻伤实验，以及新进完全没有传染病的‘马路大’，而8栋则关押被注射鼠疫菌，或携带各种病原体的‘马路大’，故而进入8栋很危险。”中外学界关于731部队特设监狱的内部布局存在多种说法和争议，德留证言关于这方面的描述有助于学界了解其线部队鼠疫菌检索班班员川口七郎的采访中，川口详细讲述了安达野外试验场细菌实验中被实验者的人数、对之采取的实验方式等。同年，近藤昭二、西里扶甬子、一濑敬一郎、王选等人通过采访原731部队航空班班员志村久平、松本正一，了解到1940年9月该部队与荣1644部队共同对衢县、宁波等浙赣铁路沿线城市空投携带鼠疫菌跳蚤，将细菌武器实战化的更多内幕。随着“证言潮”的出现，以西野留美子为代表的“731研究会”出版收录各种证言的集大成之作《细菌战部队》，这部证言集出版的意义，正如其序言中所指出的：“证言在成为揭露细菌战部队实相线索的同时，具有直视过去的意义与责任。我们必须告诉战后这代人、无战的这代人，若不能直视过去，就无法克服过去的错误。”

　　然而，在1990年代出现的“证言”中，也有对人体试验等缄口不言者。1993年12月，日本记者近藤昭二、西里扶甬子采访了一些由原731部队底层官兵组成的“平房三角会”成员，这些成员的证言大多仅谈及在731部队日常生活的情况，鲜有涉及人体实验的内容。近藤认为，这或因普通士兵几乎没有接触“马路大”的机会所致。然而，原731部队伍长、“平方三角会”会长沟渊俊美却告诉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记者沙拉·詹姆斯，即使在他完全了解活体实验真相的情况下，他也丝毫不为曾受雇于731部队而感到任何愧疚，他将731的残忍行径归结于“这是战争”。

　　同样，证言中也有为细菌部队罪行辩白者。如某731部队队员在回忆录中谈及作为该部队卫生兵的本务，乃“在于防遏军阵中的传染病，为火战中的部队提供无菌无毒的净水，以此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彻底回避了细菌部队及其成员的性质。

　　21世纪初，“证言潮”走向退潮。一些步入暮年的原细菌部队官兵终于说出久藏心中的秘密，他们的证言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细菌部队的认知。据神谷则明回忆其父原731部队队员神谷实所述7栋特设监狱的内部情形，“在二楼最里面的房间里发现有7、8个女子。其中中国人奶奶与母亲眼含泪花看着父亲，用片言日语和汉语说道‘救救孩子’。孩子是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神谷的证言再次证实了731部队以妇女老幼等普通民众为实验对象的反人道罪行。此外，神谷的证言还谈及731部队在日本战败前的疯狂举动，“在部队撤退前数个月，昼夜生产跳蚤，这实在令人感到混乱不堪”，揭露战争末期该部队蓄谋发动大规模细菌战的隐秘计划。

　　2017年4月，作为“证言潮”的余波，历史学者西山胜夫、原大阪府保险医协会事务局局长原文夫采访731部队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因少年清水入队时日本即将战败，且清水主要处于该部队末端，其证言揭露的内情很有限。而731部队牺牲者遗族支援会会员鸟居靖在对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部成员的采访中发现，战时731部队海拉尔支部成员从事各种“营利勾当”，“过着相当自由的部队生活”，反映出不同于731部队本部的支队生活的另一种样态。

　　1990年代中期以来，在“731热”的催生下，原细菌部队官兵的证言层出不穷，在日本社会形成一股“证言潮”。证言者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宣讲其人生经历，关于731部队及其衍生问题的讨论频繁出现于报刊、电视之上，不仅使人们了解到更多日本侵华细菌战的内幕，也使“731”成为一个跨学科、跨阶层的公共话题。

　　战后以来，原细菌部队官兵证言的不断出现，推动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走向深入。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恶魔的饱食》系列作品中引用大量原细菌部队官兵的证言，其真实性引起了包括学界在内的广泛讨论，“证言”作为史料的意义由此得以体现。1990年代“证言潮”的出现为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史料，兼之历史学者对战时细菌部队残留档案以及相关军医医学报告的利用，多元史料得以相互印证。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的成果从纪实文学向严肃的学术论著转型，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成为日本侵华史研究中不可缺失的研究领域。

　　证言作为一种口述史料，因个人认知、经历与体验上的差异，当然应辨析其真实性。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原日本细菌部队官兵的“证言”并非对历史事实的简单忆述，还包括证言者对历史事实的价值立场。在越定男《太阳旗下血红泪》中提到原731部队卫生兵小林寿雄对于“证言”的认识，即“必须填补历史的空白”“填补历史的空白必须为事实，谎言和夸张不能用以填补”。

　　近代以来，在兰克史学的影响下，日本史学界重视文献史料而忽视口述证言的研究风尚尤其明显。但另一方面，日本史学界对于一些“证言”的质疑与否定，也并非出于学术考据的原因，而是来自历史学者所持的不同价值立场。例如，筱塚良雄、越定男等人的证言经常受到日本右翼史学者责难，认为其所描述的人体试验等情节“骇人听闻”，存在很大的虚构。笔者不欲对其中的孰是孰非展开讨论，而希望就“证言”作为史料的一些特点谈一会。

　　证言者的证言具有层累性。如前文所述，原细菌部队官兵证言的出现至少呈现三个层次，即1940年代末1950年代被审判者的第一批证言、1970年代中后期至1980年代来自“良心者”的第二批证言、1990年代“731热”催生的第三批证言。随着时代的变迁，证言所包含的信息量如滚雪球般积累，即使对于同一证言者而言，其证言内容也在不断扩充、修正、完善。以筱塚良雄的证言为例，日本战败后，筱塚被东北人民独立第3师俘虏并当过该部队卫生部军医，后因被揭发曾服役于731部队而被收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1954年在押期间他所作的供词表现为一个“被审判者”对“安全”事实的陈述。1957年筱塚获释回国，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涉嫌参与了反人道的残虐行为”曾被美国拒绝入境，筱塚内心的愤懑不难想见，“本应作为战犯接受审判的部队干部却能隐瞒过去而得以安然不被追究罪责；而自己般的小喽啰却要受到处罚，对像自己般就731部队问题提供证词的人为什么却要采取措施”？这一时期他所作的证言竭力揭露731部队的残暴与非人道，以及该部队对其青春的吞噬，具有强烈的批判军国主义的意识。至20世纪90年代，筱塚开始强调其于抚顺在押期间中方人员的善意教导促使其战争观的转变，他在证言中谈到“在如此温暖的对待之中，从小学生时即被灌输的美化侵略战争的想法以及莫名其妙的诡论，逐一被剥离”。当时，筱塚良雄作为中方要求日本政府对战时细菌战进行国家层面赔偿诉讼活动的主要证人，多次出席日方法庭作证，成为“731热”中世人瞩目的活跃人物。筱塚的人生经历与证言启示我们，有必要将证言者在战时和战后的人生轨迹与其证言中的立场倾向性结合起来考察，去发掘证言层累生成的过程及对于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真正的学术价值。

　　证言也具有阶级性。尽管证言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线索，然而我们迄今出现的数十位证言者，大多位于细菌部队的底层。作为细菌部队中枢高层军官的证言则基本阙如。对于细菌部队如何服务于日本侵华战略的角色问题，迄今尚难以作进一步的论证或形成定论。此外，除东京大学医学教授秋元寿惠夫在其所著《追问医学的伦理》中坦言曾参与731部队人体试验之外，战时服务于731部队的日本医学者几乎都对此类经历避之不谈，这些医学者及其背后日本医界与日本军政当局的利益关系自然也就晦暗不明。

　　1. 王萌：《日本细菌部队官兵证言与侵华细菌战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2期。